11、南朝齊詩人謝眺《落梅》詩中有“用持插云髻，翡翠比光輝”，說明當時已經有翡翠飾物了。

12、西安南郊何家村是唐朝耶王府舊址，在舊址的地窖內發掘出大批文物，內有部分寶石、玉器和翡翠。據戴應新先生在《關于＜何家村出土醫藥文物新證＞一文的討論》中介紹“何家村出上的寶石共十六塊，計藍寶石七塊，寶石二塊，翠玉六塊、黃精一塊”，“這些寶石與三塊珊瑚、一個圓圈紋玻璃杯、水晶碗、鑲金的玉鐲等一同裝在一個提梁大銀罐里，銀罐蓋里面的題記有‘頗黎等十六段’，‘珊瑚三段’，‘琉璃杯碗各一’，‘玉口環四’等字樣，文物與題記核對，無一錯漏”。從此段文字中可看出：第一，唐代存在翡翠是不爭的事實；第二，頗黎是古籍中對寶石的舊稱，而題記中用“頗黎等十六段”來稱呼十六件寶玉石，一個“等”字足見唐代已將玉石與其他寶石相區別，但又歸類于一大類，與珊瑚差別較大，故有“珊瑚三段”之說。唐朝長安地域如何稱謂“翡翠”不得而知。

 13、唐朝大臣、詩人令狐楚《遠別離》詩中有“織鴛鴦履，金裝翡翠者說明唐朝已有翡翠的發簪了。

 14、宋代大文學家歐陽修在《歸田錄》中曾記述：“余家有一王罌，形制甚古而精巧，始得之，海圣俞以為碧玉。在穎州時，嘗以示僚屬，坐有兵馬鈴轄鄧保吉者，真宗朝老內臣也，識之曰：此寶器也，謂之翡翠，云禁中寶物，皆藏宜圣庫，庫中有翡翠持一只，所以識也”可見當時人們已區分出翡翠與碧玉不是同一種美玉，而且翡翠的價值高于碧玉，是宮廷中的寶物，且比較稀少。歐陽修提及的這只王罌可能非宋代作品，因為“形制甚古”。但可以認為至少在宋代（960—1127）翡翠作為一種玉的名稱已有專指，并與碧玉相區別。

 15、李清照在《金石錄•后序》中有“首無明珠翡翠之飾”之甸。明珠、翡翠并列，可見此時翡翠已是一種飾品。

 16、《明史•輿服志》“皇后冠服”項下有：“其冠，圓匡冒以翡翠”，“皇后常服”項下有“首飾、測鈞用金玉、珠寶、翡翠”。可見翡翠在明朝已寫入皇后服飾定制之中，已見概念非常明確，但明定陵中未出土任何翡翠”飾品，表明翡翠在明朝仍是十分稀有。

 通過以上歷史文獻及考古資料提供的證據，可得出如下幾點結論：

 （1）已知出土翡翠飾品的最早年代為西漢，至少在漢代（公元前206—公元220）中國內地就已經有了翡翠這種硬玉巖的使用，但數量比較少。

（2）在漢代，翡翠具有三重含義：一是顏色，二是翡翠鳥，三是代表一種寶玉石，在滇西翡翠已專指產自緬甸的硬玉巖翡翠。

（3）翡翠使用范圍分布有其地域性。翡翠的來源通道與張春的“蜀身毒道”有關。至于東北地區的古墓中發現的翡翠是否與日本翡翠有關，是否存在一條由日本經朝鮮半島而抵中國東北的通道有待探索。

 （4）唐朝已有十分確切的證據表明在使用硬玉巖翡翠。

 （5）翡翠在中國大規模使用始于清乾隆年間。

   明末清初，翡翠開采成為專門的行業，并在緬甸八莫建有稅局，除特好的貢獻給國王，大部分賣給了我國云南和廣東商人，這些商人將翡翠不斷運往廣東、北京，至清朝康熙年間，成批翡翠運至北京。因為北京是清王朝的首都，是皇家貴族、達官富商聚集的地方。加之那時候社會崇尚奢侈，講究排場，帽頂的翎管、胸前的朝珠、手上的扳指都愿買好翠的，以便在眾目之下不低于別人。

 另外朝廷送禮、賄賂風行，為避人耳目，翡翠是最適宜的禮品，這樣也促進了翡翠業的興旺，與此同時，緬甸國王從清康熙元年（1662）恢復向朝廷進貢，緬甸國王不斷將翡翠進貢。據《光緒•云南通志》記載緬甸國王就曾進貢二十余次，貢品有大象、檀香、紅寶石、藍寶石、玉石等。清朝末年，翡翠的開采及利用達到鼎盛時期，清東陵慈清太后隨葬寶物中眾多翡翠制品也充分說明這一點。今日所見翡翠古舊器物，就多為此期產物。

  緬甸翡翠開采史

   緬甸翡翠開采始于何時一直無確切的考證。英國伯瑯氏認為，翡翠是13世紀中由中國云南馱夫發現，騰沖華僑先輩尹子章、尹子鑒先生合著的（愛草臺編》中記載：“緬甸玉石于1443年為當地土人從被沖刷河床中發現，后來華僑也發現幾處玉礦，遂取之，拿到三亞拱（現密之那）與騰越邊民交易。”但從歷史文獻及出土文物來看，翡翠的開采可能比較早，漢代就有零星開采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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